(丙)地方政府可自主管理中央不愿自理的事务。
管理权限是属人管辖权。结合《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第28条之规定，派驻机构的监督、调查、处置权都不是完整的，需要将问题向监察委报告，需要问责时只能提出建议。
基于地方积极性和主动性原则，派驻机构的监察需要在国家机关组织法学理上区分上级委托事务共同事务和纯粹地方事务，三者所享有的监察裁量空间并不相同。同时在党内法规维度上，派驻机构的体制经历了由上级纪检部门与所驻机关党委双重领导向上级纪检部门统一领导的历史变迁，以增强派驻机构。（一） 派驻机构的组织角色边界国家整合秩序的组成部分每一个宪法上的国家机关都本质地、完整地体现宪法目的，它们各自直接体现着统一的国家精神，机关的组建和存在之本身，被宪法视作目的之本身。例如《国家赔偿法》第 7 条规定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可以为赔偿义务机关，其中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就不尽然有独立的经费保障，相反，无论是宪法、国家机关组织法，还是监察法，都是着眼于通过在抽象规则层面设立管辖权来明确机关的地位和属性。禁止滥用原则主要强调排除明显不合理的独断专横的实体标准，例如，根据《监察法》第11 条，派驻机构可以对公职人员开展廉政教育，对其依法履职、秉公用权、廉洁从政从业以及道德操守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但不意味着随意扩大监督检查的范围，在检查频次、力度、手段等方面也要排除明显不合理的因素。
这一结论可以得到多种法律解释方法的证明，从文义解释来看，《监察法》第13条规定派驻或者派出的监察机构、监察专员根13据授权，按照管理权限依法对公职人员进行监督，提出监察建议，依法对公职人员进行调查、处置。从中国宪法学上看，限制这种授权的标准主要来自党政机构、国有企业等党组织决策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社会主义法治原则。与普通法律相比，宪法中大量的原则性表述和价值性表述使得宪法条文无法形成对释宪者的有效约束。
[103]参加修宪工作的王汉斌回忆道：当时，研究了1954年宪法，认为这部宪法虽然有的条文已经过时，但它所规定的基本原则是比较适宜的。在新加坡和澳大利亚，原旨主义被作为文本主义的补充以供使用。宪法修改权专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第62条第1项），全国人大常委会只有宪法解释权（《宪法》第67条第1项）。[96]彭錞，见前注[4]，第51页。
[54]参见强世功：文本、结构与立法原意——‘人大释法的法律技艺，《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第143—159页。[2]学界已就宪法解释的程序进行了设计，参见韩大元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解释程序法（专家建议稿）》及其说明，载明德公法网，calaw.cn/article/default.asp? id=10166，最后访问日期：2023年12月20日。
现实当中，争议的焦点仍在于原旨在宪法解释中是否具有决定性效力。[90]沈彬：宪法走进判决书，对信用卡滞纳金说不，载《东方早报》2015年12月14日第A4版。如1983年11月19日《国务院关于制止买卖、租赁土地的通知》指出，这是严重违犯宪法的行为，必须坚决制止; [81]1992年7月17日，《国务院关于停止审批民族镇的通知》指出，设置民族镇不符合宪法规定。然而，仅仅回归中国宪法文本仍然不够。
虽然种种原旨主义对于何谓原旨和如何发现原旨观点不一，但共性在于防止释宪者随意解释宪法，防止将主观偏好和流行意见加之于宪法。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宪法的很多条文表述与域外宪法的相关条文非常类似。[33]上诉人依据《新加坡宪法》第9条第1款（除按法律规定外，任何人不得被剥夺生命和人身自由），认为死刑构成不人道的刑罚，与按法律规定不符。[64]参见童之伟，见前注[43]，第22页。
若相关条文选择了规则形式，试图限制自由裁量权，就应严格按照原旨进行解释。当然，这并非意味着将后世对于宪法的解读绑定在原初理解之中，而只是说要更加尊重宪法原旨。
正如有论者所言，西方宪法学发展出来的一系列宪法解释方法，比如教义学、原旨主义，中国宪法学也可以作为‘他山之石借鉴：中国宪法文本与西方宪法文本一样，同样需要解释，同样需要体系化的解释方法。[104]参见韩大元，见前注[71]，第8—9页。
最为鲜明的体现是《立法法》第104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属于审判、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应当主要针对具体的法律条文，并符合立法的目的、原则和原意。各方都将1957年《马来西亚宪法》制定者的意图作为论辩核心。[63]刘连泰：以文本为基础构建中国宪法学自主知识体系，《荆楚法学》2022年第5期，第92页。[91]参见李海平、石晶：民事裁判援引宪法的条件任意主义批判——以援引言论自由条款的案件为例，《政治与法律》2020年第8期，第140页。跳出国别语境，我们也可以发现原旨主义的一般宪法理论意涵。然而，后世实践则将空军也纳入。
换言之，解释者即便要通过宪法建构来发展相关条款的含义，也要首先理解原初宪法的基本意涵。[70]参见沈国明：‘重大改革于法有据：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论断，《学术月刊》2021年第7期，第7页。
[64]相关实践在推进宪法与时俱进、促进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对宪法稳定性和权威性带来了风险，甚至造成重大改革于法无据的情况。未来可在两个层面进行进一步的制度探索。
[65]Justice Neil Gorsuch, Why Originalism Is the Best Approachtothe Constitution, Time, 6 September 2019, http: //time.com/5670400/justice-neil-gorsuch-why-originalism-is-the-best-approach-to-the- constitution/, last visited on 20 December 2023.[66]参见邹奕，见前注[5]，第99页。晚近以来，无论是社会还是学界，都在倡导中国宪法摆脱外来知识资源的影响、形成自主的知识体系，改变中国宪法学在域外各种知识谱系中逡巡、徘徊[93]的局面。
[4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2022修正）》（法释〔2022〕11号）。对司法系统来说，可通过司法解释或者指导意见规定，法院在判决书说理部分援引宪法时，需特别加强说理，特别是对所援引的条文进行必要的解释和说明，解释和说明的内容则主要应为探究宪法原意，特别是在对宪法条文的文本和语词进行必要的文义解释基础上，辅之以基于中国制宪修宪的历史文献材料的解释学探究，而非机械地引用条文、不加解释说明地作为裁判说理的依据。权力条款关乎国家机关的构成、结构、权限和程序，具体的规则更多。摘要: 作为合宪性审查中的关键环节，宪法解释既需要从程序方面进行规范，更需要从内容方面进行规范。
[13]意图解释再次出现，但指向的不是制宪者和修宪者的主观意图。[67]1993年3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补充建议》提出：这次修改宪法不是作全面修改，可改可不改的不改，有些问题今后可以采取宪法解释的方式予以解决。
[79]如《黑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工作暂行条例》规定，该省人大常委会的法律监督包括对省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和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合宪性监督。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宪法解释不可承担推动基本权利条款与时俱进的功能——毕竟，解释者可通过宪法原初意涵和原初应用的解释学技术区分，在坚守宪法原旨和适应时代变化之间寻求平衡——而只是说须将原旨解释作为宪法解释的起点，将探寻宪法原旨作为一种初始逻辑步骤。
宪法规范的稳定性与宪法解释的规范化密切相关。对此，有学者提出整合性解读，将立法机关对于立法的官方说明、报告等历史材料与法律文本体现的一般含义综合起来确定立法原意，[50]从而构成一种以客观含义为主，必要情况下辅之以立法者主观意图解释的原意探寻路径。
正如美国学者杰克·巴尔金（Jack Balkin）所言：仅仅将美国宪法作为基本法（治理框架）或作为高级法（理想标准和价值观的来源）是不够的。宪法序言概述了20世纪之前的中国历史和20世纪之后的革命和建国史，现行宪法正是在其中获, 得了历史正当性和政治正当性，也造就了自身区别于其他国家宪法的独特性质。例如，普陀山佛教造像研究院、李巍与陈建明名誉权纠纷案中，二审法院指出被告的部分言论没有超出合理行使言论自由权的范畴，不构成侵权，而且其对于言论自由解释为对于社会公共议题……依法享有通过大众传媒或其他方式进行监督和批评的权利。原旨主义将宪法条文的具体含义锚定在制宪修宪的原初理解之中，能够增强宪法解释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
从形式角度而言，历史文献资料是首要的渊源。法官将宪法文本和先例作为宪法解释的主要依据，并将原旨分析作为重要补充。
[84]最后，法院在裁判过程中也常常进行宪法判断和事实上的宪法解释。[91]同样，立法机关无论在进行正式宪法解释、还是在从事合宪性审查时，都有必要将探寻宪法原意作为重要的——虽然未必是决定性的——环节。
[21]严格原旨主义强调原旨解释的首要性和优先性。[22]Mitchell N. Berman, Originalismis Bunk, New York University Law Review, Vol.84, No.1, 2009, p.10.[23]Lawrence Solum, What Is Originalism? The Evolution of Contemporary Originalist Theory, in The Challenge of Originalism: Theories of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Grant Huscroft and Bradley W. Milered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34-35.[24]Ibid.[25]典型的例子是《美国宪法》只规定了陆军和海军，没有空军。
